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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3日，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北京仅剩的一家在营家乐福门店——四元桥店于近日关闭。至此，北京暂无营业的家乐福超市。尽管从家乐福天通苑店关闭时，北京家乐福公司方面便开始回应，门店维修、门店调整，但最后三家公司恢复营业的时间均不确定。而且，家乐福能否重获新生在于能否获得新的资金注入，补全供应链，而非是否继续调整。同时，紧闭大门的家乐福超市还面临两重难关，既有未结算交付的供应商欠款，还有消费者尚未花掉的家乐福购物卡。

　　“超市那块儿已经关了，关了得有几天了”，位于四元桥购物中心三层的棒！约翰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家乐福超市四元桥店门口已经拉起了围栏，不再接受顾客进店。

　　值得关注的是，家乐福四元桥店是家乐福在中国首个拥有自有物业的自建门店，且该卖场曾被作为亚洲最大卖场来打造，整个卖场的建筑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

　　北京家乐福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调整结构，门店马上重新开业。对于调整的细节、动态，该负责人没有更多解释。约一个月前，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家乐福四元桥店时，该店内货架多数处于空置状态。

　　于家乐福中国而言，或许“关店”“暂停营业”是节约成本支出的方法。此前，家乐福通州阳光生活广场店关店前，因拖欠能源费被供电局强制停电而无法正常经营。该广场负责人提到，此前，家乐福北京超市门店缺货时，店内有几名员工在岗，同时店内部分冷柜继续开机运营，销售剩余的商品。暂停营业或许能减少人工、电费等多方面的开支。

　　近两个月以来，家乐福中国在北京的最后三家门店相继暂停营业。其中，家乐福天通苑店于今年8月初暂停营业。北京家乐福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店设备维修，会重新开业。然而，截至目前，该店仍处于关闭状态。

　　家乐福中国在各地门店相继关停。一位接近家乐福中国公司的知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天津地区的家乐福门店也几乎全部关闭。不久前，家乐福在广州的最后一家门店闭店，广州、深圳两地已无家乐福超市。此外，武汉地区的家乐福门店也已全部停止营业。

　　今年以来，家乐福门店相继闭店前，门店的运营便逐渐“失控”，货架出现大比例缺货的现象。不少供应商不再向家乐福中国超市供应商品。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一位与家乐福中国合作多年的供应商吴朝勇。吴朝勇经营一家营养保健品公司，商品供应家乐福华北地区门店。据吴朝勇介绍，自2020年下半年起，家乐福与公司的结算开始出现异常。“我们的合同约定的账期是45天，一般60天家乐福会结算账目，但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便没有进行货款结算。”经历了近一年的货款无法结算，在2021年10月，吴朝勇决定不再向家乐福供货。

　　至今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家乐福拖欠吴朝勇的20多万元货款仍未完成结算。吴朝勇正在考虑向天津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回拖欠的货款。

　　不仅如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本地熟食企业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家乐福中国拖欠该公司部分货款，公司已经提起诉讼，希望通过诉讼追讨欠款。对于目前诉讼进展、拖欠货款的金额，该负责人没有过多透露。

　　吴朝勇的遭遇是很多供应商、品牌商的缩影。公开资料显示，今年2月以来，旺旺、好丽友、统一等品牌企业纷纷申请冻结家乐福中国资产，追讨货款。今年2月，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申请冻结家乐福(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银行存款2274.12万元；中国旺旺则申请冻结家乐福供应链公司2398万余元。值得关注的是，从2022年9月旺旺和家乐福就已经停止合作，但家乐福仍拖欠旺旺公司2000多万货款。

　　暂停营业、关紧大门的家乐福中国，不仅失去了供应商，也挡住了消费者，持有家乐福购物卡的消费者更是无处消费。此前，北京商报记者在家乐福四元桥店遇到消费者杨女士，她持有的家乐福购物卡中还有300多元没有消费，然而店中已无货可买。

　　今年年初以来，家乐福超市多次传出消费者使用购物卡结算受限的消息。

　　家乐福购物卡属于预付卡，购买商品受限、门店暂停营业，消费者该如何维权？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 第14条规定，单用途卡章程和购卡协议应包括退卡方式。同时本办法21条还规定，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依单用途卡章程或协议约定，提供退卡服务。

　　付建提到，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收款，并应当承担预收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北京商报记者 王维祎 【编辑:付子豪】

　　作者：应腾(浙大城市学院教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开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强化法治保障，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基础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构建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各重点区域、各种类资源、各环境要素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在生态文明制度“四梁八柱”的基础上，今后还应加大制度创新供给，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修订，加快开展碳中和专项立法研究，修订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监管执法力度最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最显著的时期，基本建立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必须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强化制度的有效执行，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让生态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任何松懈都有可能产生“木桶效应”，影响整体实效。今年是第三轮督查开局之年，需要保持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高压态势，把严的基调和问题导向贯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执法监管始终，压实保护工作的政治责任，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强化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让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高水平环境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借助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等手段，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规范环境治理市场，建立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生态损害成本、环境污染代价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动经营主体主动进行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提高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绿色发展逐步完善体制机制，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清洁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面对美丽中国建设新的目标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以能源和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为抓手，通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环境标准提升，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和空间结构转型升级，制定绿色生产行业标准，促进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有力保障。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粗放利用问题依然存在。通过将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化交易的价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建立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的一整套制度体系，能够以市场化交易形成的资源环境要素价格为指引，提高资源环境要素在不同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配置效率，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加强科技支撑，增强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动力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面对碳减排约束与未来经济增长空间之间的矛盾问题，必须发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对于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作用，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以先进适用技术手段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科技创新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变量。2012年以来，我国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大幅提升资源利用率，改变了以要素低成本优势为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的要求，必须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零碳工业流程再造等技术创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数字技术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的重要抓手。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也存在自然恢复的局限和极限，对人工修复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实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的基础上，须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通过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基于大数据的环境监管和修复技术发展，加强“双碳大脑”“虚拟电厂”等创新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实现一体化的自然生态保护与修复，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方法，加快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协同

　　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创造条件加快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制度，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财税制度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基本手段。推动市场主体和社会各方护绿、增绿、谋绿，需要进一步用好财税政策“指挥棒”，强化财政支持、税收政策支持，发挥好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和税收政策激励约束作用，建立健全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统筹整合节能减排、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湿地保护等专项资金，调整优化财政预算科目，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对绿色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完善绿色税收制度体系，通过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措施，促进产业实现绿色发展。

　　优化环境经济政策是引导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聚集的重要途径。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形成扶绿、促绿的良性循环。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强化金融支持、价格政策支持，健全财政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培育绿色金融体系，通过风险补偿、专项奖励、绿色发展基金投入等方式推动市场化多元化投入，使财政资金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绿色收费价格机制，不断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引导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4日 06版) 【编辑:梁异】